1948年4月8日  

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洛陽前線指揮部電。電報指出：關于城市政策，應注意下列各點。（一）極謹慎地清理國民黨統治機構，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動分子，不要牽連太廣。（二）對于官僚資本要有明確界限，不要將國民黨人經營的工商業都叫作官僚資本而加以沒收。對于那些查明確實是由國民黨中央政府、省政府、縣市政府經營的，即完全官辦的工商業，應該確定歸民主政府接管營業的原則。對于小官僚和地主所辦的工商業，則不在沒收之列。一切民族資產階級經營的企業，嚴禁侵犯。（三）禁止農民團體進城捉拿和斗爭地主。（四）入城之初，不要輕易提出增加工資減少工時的口號。在戰爭時期，能夠繼續生產，能夠不減工時，維持原有工資水平，就是好事。將來是否酌量減少工時增加工資，要依據經濟情況即企業是否向上發展來決定。（五）不要忙于組織城市人民進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爭。要等市政管理有了頭緒，人心已經安定，經過周密調查，弄清情況和籌有妥善解決辦法的時候，才可以按情況酌量處理。（六）大城市目前的中心問題是糧食和燃料問題，必須有計劃地加以處理。城市一經由我們管理，就必須有計劃地逐步解決貧民的生活問題。（七）國民黨員和三青團員，必須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記。（八）一切作長期打算。嚴禁破壞任何公私生產資料和浪費生活資料，禁止大吃大喝，注意節約。（九）市委書記和市長必須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擔任。市委書記和市長應該對所屬一切工作人員加以訓練，講明各項城市政策和策略。城市已經屬于人民，一切應該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負責管理的精神為出發點。如果應用對待國民黨管理的城市的政策和策略，來對待人民自己管理的城市，那就是完全錯誤的。這封電報收入《毛澤東選集》第四卷。

1949年4月8日  

毛澤東復電李宗仁。電報指出：貴方既然同意以八項條件為談判基礎，則根據此八項原則以求具體實現，自不難獲得正確之解決。戰犯問題，亦是如此。總以是否有利于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，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為標準，在此標準下，我們準備采取寬大的政策。為著中國人民的解放和中華民族的獨立，為著早日結束戰爭，恢復和平，以利在全國范圍內開始生產建設的偉大工作，使國家和人民穩步地進入富強康樂之境，貴我雙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協定。中國共產黨甚愿與國內一切愛國分子攜手合作，為此項偉大目標而奮斗。

1957年4月8日  

鄧小平在西安干部會議上作報告，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務是搞建設。關于勤儉建國問題，報告指出：我們在建設方面的指導思想，一是應該面對國家的現實。我們的國家很窮，很困難，任何時候不要忽略這個問題。我們要提倡增產節約，反對貪大貪新。二是應該面對群眾的需要。現在有各種觀點，追求這個化那個化，連共產主義化也有了，就是缺乏群眾觀點。對于花很少的錢就可以解決群眾需要的問題，甚至有些不花錢也能解決的問題，卻注意得不夠。關于共產黨要接受監督問題，報告指出：黨要受監督，黨員要受監督。在中國來說，誰有資格犯大錯誤？就是中國共產黨。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。因此，我們應該特別警惕。所謂監督，來自三個方面。第一，是黨的監督。第二，是群眾監督。第三，是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監督。有了這幾個方面的監督，我們就會謹慎一些，我們的消息就會靈通一些，我們的腦子就不會僵死起來，看問題就會少一些片面性。這個報告分兩篇收入《鄧小平文選》第一卷。

1980年4月8日  

鄧小平在會見美國麥克唐納·道格拉斯公司總裁麥克唐納時，就三機部同道格拉斯公司的合作事宜指出：我們雙方在航空工業方面的合作，要從戰略上加以考慮，而不僅僅是做生意。會談結束后，對陪同會見外賓的三機部副部長段子俊說：民用飛機總得在國內自己生產，不能一直向外國買。

同日  他在會見馬來西亞文化代表團時說：六十年代，我們科學技術水平同國際上比有差距，但不很大，耽誤了十一二年后，這個差距就很大了。因為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是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發展的時代。現在我們開始尋求一條好的道路來彌補過去的損失。

2018年4月8日

習近平在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時指出，國際形勢近年來有了新的發展和變化。國際上的問題林林總總，歸結起來就是要解決好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問題。我們需要不斷推進和完善全球治理，應對好這一挑戰。中國正在統籌推進經濟、政治、文化、社會、生態文明建設“五位一體”總體布局，這五方面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要內容。我們追求的發展應該是高質量的發展，衡量標準就是以人民為中心。不論是國內治理、還是全球治理，都要以人民的獲得為目標，要不斷為民眾提供信心和穩定預期。前進的動力要在改革中尋找，要從創新中挖掘。中共十九大和剛剛結束的中國全國兩會，改革、開放、創新都是關鍵詞。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謀幸福，為民族謀復興，為世界謀大同。中國倡導并推進“一帶一路”，目的也是謀求各國發展戰略對接，形成共同發展勢頭，增強對美好未來的信心。